彭迪华

　　又是一个五月九日。滨湖水乡，莺飞草长，蝶舞花香。我又一次来到厂窖，远眺着如不倒山峰的“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它好像屹立在历史的莽原上，用冷静缜密的思维，默默无声地经历着一切，观察着一切，述说着一切……
　　当我静静地肃立在纪念碑前，轻轻地抚摸着以坚硬的筋骨背负着60年沧桑的水磨石，就感觉到了那是3万多具冰凉的躯体，那是数百万根白森森的冤骨，那是早已凝固了的殷红鲜血。即便光阴最是无情，在岁月的迁流中也抹不去后人对“厂窖惨案”的追思，也阻止不了后人为3万冤魂去讨回正义和公道。这种情感和怀念已成为伏藏于后辈意识深处的潜流了。
　　该去的谁也无法挽留，长存的谁也无法让它消失。我静穆在纪念碑前，就无法关闭我早已敞开的心扉，聆听着那含悲切泪的无语哀述，引发我内涵深远的沉思。我要把沉思写成祭文，让祭文化作片片纸钱，飞向汉太垸，飞过太平洋，为3万多屈死的冤魂，为3千多杀人魔鬼。祭文里，一半是我的哀思，一半是我的愤懑。
　　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任何灾难都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厂窖惨案”也不例外。
　　以强凌弱，欺软怕硬，这是一切霸权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惯用手段。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成功以后，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方面逐渐成为了东方第一。不久，又跻身世界五、六个臭名昭彰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中。国家的强大，煽起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他们提出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主义方针，逐步形成了占领中国“满蒙”（即中国东北、内蒙），灭亡全中国，直至征服世界大陆的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代表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　　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蒋介石推行反共内战政策，军阀混战，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民穷财尽，如同“一盘散沙”。国穷民弱，这就是日本敢于在中国横行霸道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蒙受了空前的浩劫和灾难。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为了打通宜昌至武汉的长江航线，迫使国民党重庆政府投降，日军继“江北歼灭战”之后，旋即发起了“江南歼灭战”。“厂窖惨案”就是日军“江南歼灭战”第一期作战的终战结局。
　　六十二年前的5月9日，厂窖的上空，乌云密布，大雨滂沱。厂窖人民的心情好像这阴霾的天空一样沉重，预感着一场灾难即将从天而降。上午7时许，“噼噼啪啪”的枪声稀稀疏疏地传来。当厂窖人和来这里逃难的2万多同胞及国民党溃军还惊魂未定时，日军的铁蹄就已踏进了这片平和的土地。兽蹄所至，万物皆劫；邪恶降临，血迹斑斑。
　　由刽子手导演的一幕又一幕漠视生命的惨景，令人们永生永世难以忘怀：
　　在永固小垸，日军将我同胞成串捆绑起来，四周架设起机枪，然后用刺刀一个一个捅死，1000多宝贵的生命就这样被无缘无故地夺走了。仅在戴吉禄禾场，就有120多人横尸其中。肖民生一家29口，被杀掉24人。这里，被称为“千人坑”。
　　在瓦连内堤，日军沿长堤作了五次拉网式的扫荡，杀死我同胞3000余人，杀绝13户。这里，竟成了“绝户堤”。
　　在甸安哑河，日军杀我同胞4000余人。这里，成了“五里哑河成血海，野狗踏尸可通过”的“死人河”。
　　在龚家港汊河和藕池河中支，日军飞机轰，汽艇追，机枪扫，2500多艘民船瞬间灰飞烟灭，6000多难民的鲜血染红了江水，浮尸涌塞了江流。这里，被叫做“血水河”。
　　杀红了眼的强盗，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毛骨悚然。
　　这是一群无父无母、无兄无妹、无子无女的海岛妖孽，他们逢男人就杀，逢女人就奸，连八十岁的老婆婆都不放过，连还在胎中的婴儿也被他们狞笑着挑在刺刀之上； 这是一群灭绝人性，从“潘多拉”盒中放出来的魔鬼，对赤手空拳的民众除枪刺刀砍，火燎水溺之外，还剥人皮，碎人尸，烫人身，剖人腹，剜人眼，削人耳，挖人鼻，勒人颈，割人奶，剐屁股，塞阴户；这是一群丧尽天良的衣冠禽兽，他们决堤放水，淹没青翠欲滴的庄稼，抢走财物和粮食，烧毁民房和衣被。更为卑劣的是，他们把垸内家禽、家畜和蔬菜狼吞虎咽一通后，剩下的或倒入粪坑，或撒下屎尿，使幸存者即便逃脱死难，却无栖身之所，亦无裹饥之食。赶尽杀绝，惨无人道。
　　国恨家仇深似海，拚将热血化碧涛。面对外敌的屠刀，逃难同胞中，不乏佼佼者。他们宁折不弯，视死如归。中共地下党员汤载福，为了使被四名日军押着的10名同胞和躲在蚕豆地里的难民脱离虎口，他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手舞指甲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利落地砍倒两名日本兵。但不幸被从另一方向赶来的10多名日军团团围住。当他欣慰地看到同胞们已逃离魔爪，更是胆壮气豪，单枪匹马，独战群寇，终因寡不敌众，血染沙场，壮烈牺牲。县湖西中学德高望重的校长段乃文，一介书生，率学生逃难来厂窖，中途为日军所截。他“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坚毅声中，一腔热血，直贯长空。“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湖西中学学生曹定满，年方18，风华正茂，铁骨铮铮，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厂窖人民至今还传颂着许多威武不屈，英勇杀敌的英雄故事：易其华怒沉日军曹，余泽庭孤身杀顽敌，谭友庭智斗日本兵，梁焕彩喋血战群魔。在这一群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脊梁中，有舍己救人的中共党员；有不甘凌辱的村姑农妇；有温文尔雅的饱学之士；有目不识丁的田老村夫。五月的厂窖，遍地的焦土为他们披着黑纱，满天的乌云为他们扯起巨大的挽幛，密麻麻的大雨似泪水覆盖在他们的身上，悲切切地为这些民族志士壮行。
　　5月9日至11日，三天三夜，3万多张鲜活的面孔顿时血肉横飞，抱恨终天；2万多难民拖着残肢断腿，带着累累的伤痕回到那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的家园。家园的焚毁，勤劳的厂窖人民可以重建；心灵的创伤，善良的厂窖人民何时能够弥合？
　　六十年的时光慢慢地流逝了。这期间，长卧在厂窖大地的英灵何曾听到惨案肇事国的忏悔？2万多劫后余生者何曾听到过惨案制造者的道歉？那凝聚着遇难同胞肝胆与骨气的纪念碑只能发出长长的叹息。我崇仰景慕的心情刹时又陷入久久的沉思。
　　3万多冤魂，难道他们的血就这么白流了？2万多幸存者，难道他们就这样蹒跚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那正义何在，天理何在，公道何在！死者长已矣，活着的人究竟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在我们的汉语词典中，虽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词汇，但太多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报怨”等训诫。中国人民宽宏博大的胸襟，决不会选择“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冤冤相报之路。而且早就用行动昭示了世人：1950年从原苏联政府移交过来的969名日本关东军中的战犯和在我国关押的战俘共1063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些战犯个个都是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是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1956年通过正义审判，我国政府宽大处理，对其中933名日本战犯，免于起诉后，于当年分三批释放回国。1964年，尚在服刑的日本战犯，全部予以特赦回国。
　　中华民族又是个很豁达的民族，我国政府早已宣布不要战争罪犯的战争赔款。政府可以不要，但不等于民间可以不去索赔。民间索赔，近年在亚洲各国搞得沸沸扬扬，可这条路又是何其的艰难与漫长。纵然我们假定法官是绝对公正无私，不被强势群体所收买，但冗长的法律程序，高昂的诉讼成本，要使“厂窖惨案”受害者得到法律的公正判决，不知道要拖到何年何月。这不得不引起我的思虑。
　　思虑一：我们失去了太多的让法庭承认、法律公正判决的机会。
　　“厂窖惨案”，本来是控诉日本战犯的有力证据。可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对3万多同胞苦难和仇恨的淡漠，使日本战犯多次逃脱了承担制造“厂窖惨案”的罪责。
　　1943年5月间，就在“厂窖惨案”发生不久，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在当时省政府所在地耒阳，开了一次追悼会，悼念原以为在厂窖“壮烈殉职”，而后来又逃回了长沙的南县县长黄其弼。追悼会上，对“厂窖惨案”却置若罔闻，只字未提，就是以后也很少有人提及。视3万同胞的生命如草芥。
　　在国际法庭东京大审判时，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把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放在心上。到庭作证的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他只知道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这肯定是真的。因为没有可采信的证据，被法官斥之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席。后中方急征顾问人员，进行艰苦的证据搜集工作和当庭质证，才使得土肥原贤二等战犯被处死刑。在东京大审判庭上，头肥脑胀的国民政府要员怎么会想起弹丸之地的厂窖所发生的惨事？怎么会为3万多屈死的冤魂伸张正义，讨回公道？
　　在1956年，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用中国的法律审判铃木启久等8名战犯和武部六藏等20名行政系统的战犯。全国各大报社、电台的记者对全部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进行现场采访，并予以报道。但是否提到“厂窖惨案”，有待查证。就连1979年出版的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辞海》，也没有“厂窖惨案”的辞条。这是不是说明我们过于的疏忽呢？
　　“厂窖惨案”是不是缺乏真凭实据，缺少媒体报道呢？非也。惨案发生后不久，很多有正义感的记者在《国民日报》、《阵中日报》、《力报》及《湖南西北角》这部书中都有过真实的报道和记载。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不能将这血淋淋的事实作为铁证呈现给国际法庭呢？“对历史的研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就别说”（郭沫若语）。
　　直至1959年，《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才有了不满千字的专题记载。之后，我省各级组织派员于1965年、1972年、1983年和1989年作了实地专题调查，并整理成大量的调查史料。虽然作为公诉的证据，也为时过晚。“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它毕竟弄清了这一惨案的全部经过。
　　也许是中华民族蒙受了过多的灾难，我们对“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思考和对后代的教育显得过分单薄了。记得前几年那位因演“还珠格格”而轰动全国的红影星，又以“穿日本军旗袍”事件而轰动全国。这位年轻的红影星在检讨中说，“很不了解那段历史。”这话不假。翻开我国初中、高中历史课本，它的重点也确实不在记载日寇的侵华暴行和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很难激起年青一代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同仇敌忾。当然，这位红影星不能只凭借教科书，还应花点心思看书读报，明辨是非，不然也不会盲人瞎马地跳入《时装》杂志设下的陷阱。迪斯累里说：“任何教育都不如灾难教育。” “厂窖惨案”史料目前显然很难进入我国历史教科书，但我们不妨择其要旨，编印成册，作为乡土教材，向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明白“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舆之”的道理。
　　思虑二：日本政要经常用谎言来掩盖侵华罪行，曾给民间索赔者平空设置了许多障碍。
　　日军由于长期受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和熏陶，“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已根深蒂固。他们侵华时就声称是来帮助中国赶走英、美殖民者，是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扯了谎的人，一定要被再编造二十个谎言去维护它。”（苏格拉底语）战后，日本右翼分子不甘寂寞，用他们的侵华历史观编造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谎言，把“侵略”说成是“进入”，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还把这些谎言写进教科书，南其辕，北其辙，将真相搞得扑朔迷离，黑白颠倒。日本历届政要不顾亚洲人民的反对，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朝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山本五十六、阿部规秀等战犯的亡魂顶礼膜拜。这还不够，日本右翼势力于2000年8月4日，在金泽市的石川护国神社还明目张胆地建立了一座“大东亚圣战大碑”，这是对亚洲各受害国的公然挑战。这哪里还有一点对侵华罪行表示赎罪的诚意。连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都可以一笔勾销，你能指望他们还会认可“厂窖惨案”吗？
　　对于“厂窖惨案”，日本至今也没有载入史册。少数史料虽然有所提及，但也只承认当时“围歼”了我军民2000余人。把“屠杀”说成是“围歼”，把“3万多”说成是“2000余”，这是日本人蓄意淡化侵略战争严重性质的小诡计。
　　我们的宽宏大量没有使侵略者感到痛悔，致使我们的民间索赔处于困难重重的境地。据媒体的报道，“慰安妇”的索赔，强征各国劳工的索赔，大都是不了了之。有的即使打赢了官司，受害者不是被拖得心力交瘁，就是早已谢世。不管胜诉还是败诉，重要的是，民间索赔，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机会。它能唤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加深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罪行的认识，警示人们防止法西斯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思虑归思虑。根据目前形势看来，民间索赔仍不失为“厂窖惨案”受害者能选择讨回公道的唯一途径。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即2003年4月11日，湖南经视台播出了“南京惨案”中李秀英老太太名誉损害案在东京高等法院胜诉的消息，这无疑会给“厂窖惨案”中受害者的希望带来一线曙光。中华民族不乏富有正义感的有识之士，也不乏敢于披荆斩棘的勇士，还有那些勇于尊重事实、侠肝义胆的日本友人。他们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排除种种困难，尽管道路艰难曲折，也一定会在威严的法庭上，为厂窖死难同胞追回血债。
　　中国人民具有大度、宽容的品格，这是一种以五千年文明为底蕴的品格，一种用无数血泪与生命凝成的品格。但大度不会容忍耻辱，宽容也不会无限地忍让。巍然耸立的“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不就孕含着这种坚韧的品格吗！
　　“厂窖惨案”是国耻，荼毒厂窖生灵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无耻，无视“厂窖惨案”事实的人是可耻。一个民族对待自己过去的耻辱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民族对自己的未来能够承担的责任和能力。
　　当我离开厂窖时，遥望着纪念碑在夕阳中熠熠闪光，已昭然灿烂地聚集在爱国主义思想银河中了。
　　它将是一颗永不坠落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