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开花》序言

　　作者   张弩弓

　　人民公社，革委会，社员，地富，早已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而退出历史的舞台；背木犁，扮泥砖，拉板车，开运河，勾木拖木，也只是活在老一辈农民伯伯们的记忆中。时间进入21世纪，我们迎来了互联网、物联网和区块链，但是每年中央的1 号文件依然是“三农”问题。中国农民占据着大半个中国，中国农民内心深处真正的想的是什么？中国农民生存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中国农民心中的梦想是什么?中国农民憧憬的未来是什么？

    翻开厚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一直都是作家们关切的对象。铁凝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感怀时说，一个中国作家，要描写、叙述、表达你对这个民族的理解，对中国人的理解和认识，我想还是应该对中国的农村有所理解。不能真正的了解中国农民、中国农村，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理解中国这个民族。

    1949年以来，中国的作家们都试图寻找真实的中国农村、鲜活的中国农民形象。众多的农村题材小说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农民，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农村。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砸碎了压在农村乡民身上的反动政治机器，使农村乡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广大农村全面开展起来，中共中央出台诸多具体的农业优惠政策，农村乡民对合作化的态度是疑惑中有期待。在这一背景下，柳青的《创业史》以秦岭山脚下堡乡第五村互助组的曲折发展过程， 来反映中国的农业生产互助的过程和必然趋势。通过蛤蟆滩上各式各样人物的出场和表现， 可以看到乡村伦理和政治话语冲突之下的各阶层权力的博弈和纠缠。紧接着，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则以 1955年至1956年中国农村合作化高潮为背景，通过描写湖南一个僻静山村从初级社的建立到高级社的发展，反映了农村从生产关系到人们精神思想的巨变。作者用细腻的自我批评，带着亲切的乡士气息，刻画了几个革命干部和农民的形象，其中邓秀梅、李月辉、陈在春、盛佑亭等，各有自己鲜明的性格和特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从1958年夏季开始，持续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开始了，很短时间内，全国农村就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在人民公社内，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之下，公社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直到1977 年，农业生产都是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土地由集体统一组织经营和管理。1966年5月，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是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这一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彭中建老师的长篇小说《燕子花开》，正是以这一时期为背景，讲述湘北洞庭湖畔滨湖县牛尾镇公社庆丰大队一帮“不安分”的青年男女追逐自己梦想的故事。他们的梦想很多，作为种田人，他们有丰产梦、致富梦；作为年轻人，他们有爱情梦、幸福梦。

    小说开篇第一章，通过一帮年轻人对打稻机的改进，让人眼睛一亮，他们并非不识字没想法的老农民，而是“有文化会想事的新社员”。他们在刘新明的带领下，坚持搞水稻试验田，认为“这并不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的认识问题”。他们遭遇过种种阻力，好在有个开明的张书记支持，也有懂行的陈局长赞同。陈局长说：“搞农业，搞科学试验，不能用行政命令，不能搞一刀切。”这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领导干部能有这种认识，真可谓空谷足音。刘新明清醒地认识到，改进农业的耕作方式，改进作物的栽培技术是农业发展的出路。张小雨提出要改变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提出要采用机械化，提高效率，减轻劳动强度。杨铸钢从小喜欢机械，也认为国家一定要走机械化道路。这岂不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科技梦？强国梦？在众多的中国农村题材小说中，能体现农业机械化思想的，不说绝无仅有， 也属凤毛麟角。我不得不为作者的这种远见卓识点赞！我们欣喜地看到，党中央、国务院在2019年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强化创新驱动发展，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支持薄弱环节适用农机研发，促进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这正是中国农业的希望所在！乡村爱情，从五四至今百年乡土叙事中始终是一条主线，无论旧社会还是新中国，青年男女对爱的渴望和正确，都是乡野间的朴素激情和最本源的生命力量。但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在仅有的样板戏和“高大全”作品里，都没有了完整的夫妻和家庭，爱情更是无影无踪。事实上，爱情受着环境和时代的禁锢，反抗着社会的压迫，在缝隙间不断的生根发芽。像小说中的漏网的“地主分子”周白云和军人刘新明，部级大厂技术骨干杨铸钢和守寡的姨老表柯紫霞，村支书的千金小姐贺旭云和一个穷家小子张小雨，他们冲破种种阻碍最终大团圆，就是带着一股无形力量和几分浪漫色彩。周立波当年为写《山乡巨变》特意从北京回乡体验生活，很多人物原型都是他在益阳深入生活时结交的哥们兄弟。正是因为周立波有着深入生活、和农民打成一片的生活经历，才让此书处处透着益阳的味道，作品中的每一个地点、每一桩事件、每一位人物几乎都是益阳风土人情的真实再现。但是，彭中建老师不须体验生活，因为他就在生活之中，就是农民的一份子，所以写起农村生活，写百行百业十分的“专业”。想想《红楼梦》的各种细节，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如何写得出来？胡乱编造一个故事很简单，但是写一部直抵生活本质的作品就难。扎根大地直抵生活本质的作品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作者的生活经历具有不可复制的个案性。那一时期的乡村生活，不可能指望后人来写，他们没有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即令具有天大的转借本事，可能会编造出一个好看的故事，但是不可能写出致密的细节和气息。历代大家为何反复倡导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只有熟悉，才能掌握细节，才能把握气息，才会有痛感。不妨看看彭老师是怎样写用挖勾捞木的：田队长高兴地接过挖勾，随黄队长来到排上。黄队长解开吊在岸边一端的绳索，指挥 石子生用挖勾撑开木排。木排沿另一端转了一个90度。这样排上的木材和岸边垂直了。再教石子生把岸边的竹辫砍断。朝水的那边就不砍了。再用七八根小杉木插在木排的四周固定好木排，木就不会随水漂走。这样两人站在河边，用挖勾挖住木往上拖，再在离河边四五米的地方，也站着两个人，也用挖勾挖着木继续往岸上拖。可以在河滩上横垫几根小木，让拖来的木在横木上滑行，这样就省力多了。……黄队长最后说：“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们试着练习几次就行了。第二木很湿滑一定要注意安全，木上板车，木尾在前，木头在后，注意平衡。木这么长，拉木人只能在板车的一边拉木，肩背套索，手扶木尾，掌握平衡和方向，注意行人。”（第十二章）又如写仓库的建筑图纸：第二天大清早，杨木匠正拿图纸在琢磨，见张小雨起床后对他说：“小雨，过来给我看这图纸。这仓库的人字梁是不是错了。”张小雨接过图一看，这是八米宽的人字梁，要用直径 15—20 厘米的杉木做人字架。中间用竖木、斜木做支撑柱，根据力学原理，这样就把屋面上的压力分解到承重墙上了，从而减少了对横梁中部的压力。（第十二章）再如写算命先生算命：算命先生轻咳一声，清了一下嗓子说：“小张，刚才我掐指算了一下，你生于一九五零年，属虎，又生于八月初八，辰时，此大命之人，不是老朽夸你，是你命中注定。所谓虎者胆也，所以就有虎胆英雄，又所谓虎者壮也，所以就有虎啸千山应。再所谓虎者威也，所以这有虎虎生威。这就注定你今后会干一番大事业。这是后话，至少你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这是就你的生肖算之，再说你生于八月初八辰时，常言说八发八发，你总有发达的一天。又属于辰时，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可谓蒸蒸日上。用现在话说：前途一片光明。但人无完人，金无足值。小张虽命大，则根据庄老之学讲：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而新。你命太大了。大则满，满则损。也就是说你命大也大不过天。幸亏你父母聪明，也懂得一些庄老之学，你生于虎年，有人就会取名为小虎。虎，百兽之王，那还了得。这样太张扬，就有损你的八字。所以你的父母将小虎改名小雨，虎和雨又是同韵，但性质却不大一样。小雨与小虎低调得多，克服了命太大的问题。”（第十八章）从写法上来说，彭中建老师的这部小说写得很老实，可以说没什么技巧，就是传统的写实手法，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通过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来彰显人物个性。什么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的时髦手法，对彭老师是多余的。因为不需要那些，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积淀在记忆中的往事讲出来。至于他说讲述的，不过是农村的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做着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然而，通过小说呈现出来，却有一种朴素的力量。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彭老师把家乡那种原生态语言掌握得十分娴熟，比如农村人的口头禅“死猪”“你猪脑子呀” “你这狗杂种”“你娘的狗屁”“狗日的”等等，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十分鲜活。往往是寥寥几笔，人物形象便栩栩如生：父亲就给他取了石子生的大名，希望他长大后孙悟空一样有本事。到了十八九岁时，他泼了大粪一样猛长，身高达到了一米七八。现年二十一岁，浑身都是黑而粗的肌肉，站着一座黑塔。许多人叫他石大块。冬梅却叫他死大块。（第一章）盛建强的父亲盛富春骂他：“你还跟老子犟，我辛辛苦苦送你读书，指望你长大找个好工作，现在书没有读的，我还指望什么，指望你老老实实劳动，多挣工分就行了。现在又想歪主意，种试验田，把口粮都搭上，你是猪脑子呀！”（第二章）盛大妈这回高兴地说：“老头子，我嫁给你的时候，就是看上你有良心，可真没错。” “都老夫老妻了，你才看出来。”（第十三章）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太高的学历，没读太多书，但是他们有人生磨练、有情感经历，也就有了生活感悟，包括小说作者彭中建老师本人。所以，书中不乏“格言警句”，有时候是借主人公的嘴巴说出来，有时候是作者不经意的议论。比如谈到爱情婚姻观，刘新明觉得“有爱的婚姻才是完美的”，而周白云却说：“有时有爱的婚姻也是十分痛苦的。”（第十四章）没有切肤之痛的人生体验，如何能有这种感慨！谈到中国农民时，作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是最勤劳最容易满足的，三个月天寒地冻、辛勤地劳动才换到二十元属于自己的钱，他们就心花怒放了。（第十二章）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农民最为关注的无非是土地和收成——他们为之生存的根本，封建时代如此，现在还是这样。作者还借袁放南之口说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中国的农民的生活是那样的艰难，但又那样的勤劳善良纯朴。中国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真是很多。”（第十六章）读到这些句子，我的内心不由得一震。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尽管今天身处大都市，但我每年还是要回去乡下老家住上几天。每次回去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了，农民生活仍然不易，农村问题依旧严重。农村问题尽管不是中国问题的全部，但它绝不仅仅只是关涉我们父辈在内的农民群体的个人命运，而是一个事关中国国家命运的沉重命题。

    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从1958 年到 1978 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所以，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其实是“三农”问题），还是要在发展中解决，而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革，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不妨套用梁启超的一段话说：“农民智则国智，农民富则国富；农民强则国强，农民独立则国独立；农民自由则国自由，农民进步则国进步；农民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农民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从《创业史》到《山乡巨变》，从《芙蓉镇》到《平凡的世界》，作家视野下的中国农村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农民的形象也在不断地被颠覆。而彭中建老师却以一个老年业余作者， 退休数学教师的独特身份，再现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真实可爱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一群有点文化、有些梦想的中国农民，在彭中建老师笔下是如此的活灵活现，而这一切都源于彭老师深厚的生活积淀和不懈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