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扫盲那些事

文/彭棣华

在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曾有过一项意义重大、过程艰辛、收官完美的十分特别的工作——那就是轰轰烈烈持续几十年的扫除青壮年文盲运动。如今虽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对于多年从事这项工作的我却仍然记忆犹新，让人时常想起，令人回味无穷。

                 邂逅学员谭贱嗲

双休闲来无事，便在一朋友门店里独自煮茶品茗。忽见一嗲嗲拄着双拐在店门口步履蹒跚地向前挪动，朋友立马上前热情招呼，请他进来喝茶。老人家在帮扶下还是费了不小的气力才安稳地坐到了茶桌边。我端起茶壶，敬上刚煮好的黑茶，示意他趁热喝下。他呡了一小口，把杯子缓缓放下，似乎这茶不太合他的味口。我给他续水，他没再动那杯子，就这样默默地坐着。

“你是……，你是彭老师吗？”他突然冷不丁地来了这么一句。

“您是……？”

“我叫谭贱生，是艳东村的。当年在游港农校（全称为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游港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上扫盲班时，是你给我们上的课，你是我的老师呐……我一进来就觉得你好面熟，可一下子又想不起来。虽然你也老了，但样范还冒变蛮多……”

经他这么一提醒，我似乎有了印象，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猛然撞开，30多年前那火红的扫盲岁月又让我重新拾起。

“记起来了，我记起来了，当年我在登记你的姓名时，我把‘谭贱生’写成‘谭建生’，你不干，说是‘贱’而不是‘建’。我说小名是‘贱’，学名就要写成‘建’，你继续坚持，提高嗓门说真的是‘贱’，是‘生得贱的贱、贱得贵的贱’……”逗得大家好一阵狂笑。

“说起姓名，你那期学习班还有个很有点笑味的小故事，西河村的一个堂客，那天来报名参加学习，我问她叫么子名字，她说她叫‘俞某某’，我当时并不知道有‘俞’这个姓，也不知道‘俞’字怎么写，便虚心地请教她，她一下子不知怎样跟我介绍‘俞’字的写法，思考了好一会，然后给了我和在场的所有学员们一个很完美地解说——‘俞’字就是‘偷人’的‘偷’字不要单人旁。”

嗲嗲开怀大笑。笑够了，抽出几张抽纸轻轻擦拭着满眶的浑浊的泪水。

“这一晃就30多年了。彭老师，你的记性真好。”

“您这腿是咋啦？”

“哦，去年在工地上做事，不小心摔断了，我崽伢子住在斜对门那栋楼的二楼，为了方便治腿把我婆婆老馆接上来住，我天天关家里，日子实在难熬，就下来溜达溜达，间或到牛妹姐（本店老板）店里坐坐，聊聊天南海北，我们在乡里是邻舍……”

“彭老师，你晓得你教我们学的那些字，哪个字让我记到排肋骨缝里去了，一世都不会忘记吗？”

我摇摇头。

“就是‘要’字。你告诉我们，‘要’字上头是个‘西’字，是‘西施’的‘西’。西施是谁呢？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美女，长得很乖很乖很乖。‘要’字下面是个‘女’字，说当你看见一个长得像西施一样很乖很乖的女人，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想——‘要’呢？我们就都记得了，这一记就是一辈子。”

老人家轻叹了一口气，似有百感交集，一口干了早已凉透的那杯茶，可能是悠悠往事触动了他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彭老师，我跛出来蛮久了，要回去哒，免得等会婆婆子又要来寻。有空到屋里来玩啰……”

望着老人家渐渐远去的不再挺拔的背影，我的思绪仍放飞在那片广袤的天际。

                “扫盲天下第一难”

如果要追溯我国扫盲的历史，那可从建国初期就开始了。我是从1989下半年开始接触扫盲工作的，一直到1997年李鹏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结束。当年有句响亮的口号：“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我作为乡镇联校抓农民教育的副校长，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全乡的扫盲组织和具体实施工作。很多人认为，扫盲是一项非常小儿科的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只要是个人就能把这事做好。其实不然，个中的艰辛和困苦事非经过绝难体会，当年的那句行话“扫盲天下第一难”绝非空穴来风。

一曰地位低下。扫盲当然要依托学校，要依靠老师，学校是扫盲教学的主阵地，当年从事扫盲班教学的老师有一个称呼，叫“群师”，用以与其他中小学教师作区分，可能是因为教学对象不同等原因，“群师”比“普师”显得低下一等。

二曰工学矛盾突出。文盲半文盲都是地道的农民，他们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起早贪黑，勤扒苦做，哪有闲功夫静坐教室来重新做回小学生？况且，即使人坐在了教室里，心里可能还在想着家里的鸭婆鸡仔、田里土里。

三曰无脱盲的内驱力。这些人都老大不小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脱不脱盲无所谓，全然没有学习的热情和动力，所以很难请动他们来参加学习。

四曰教学难度特别大。要想把一个真正的文盲半文盲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到脱盲标准，其难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记得当年的脱盲标准大概是识字800（会读、会写、会组词、会造句），会写有关应用文，包括会写收条借条请假条等便条和会写信寄信，会记简单的家庭收支流水账等。在教学中，老师们绝不能像教小学生一样来教这些成年人，一定要用贴近他们生活的语言，要举他们熟悉的实例，要充分利用他们已有的认知来理解所学，并保证能让他们学得进、记得牢、考得过、用得上。所以，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些群师，一般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老师还真难以胜任。

我可能就是为扫盲而生的。我是地道的贫下中农出身，乡村俚语能与学员实现无缝对接；对“三农”事宜再熟悉不过；有较扎实的知识根底和较丰富的农民教育工作经验；在工作中还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的教学模式并取得了理想的工作实绩。

我亲自教学扫盲班，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1992—1996年是扫盲攻坚期。在各村扫盲工作前期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剩余的扫盲对象则集中到乡农校脱产学习，学习班结束即参加脱盲考试，做到确保参学一批脱盲一批，最终实现顺利通过1997年湖南省“两基”督导评估验收的终极目标。

                 走村串户请学员

扫盲的过程令人五味杂陈，一言难尽。还是让我从尘封的记忆里搜寻一些泛黄的碎片化的值得回味的历史片段——

在反复摸清文盲半文盲底子的情况下，确定各村应参学对象，然后就是逐一登门劝学，这是扫盲过程中最艰难的环节。由于扫盲是当时的政治任务，所以各级都不敢怠慢。有次联校校长亲自带我一起上学员的门，其庞大的身躯把自行车压得吱吱呀呀响个不停，超负荷的自行车好容易才把主人送达。村妇女主任（扫盲工作联络人）随即赶到，并热心地帮我们把对象从田里找回来。不久，未曾露面即闻听得爽朗的笑声从远处飘来。莫非是王熙凤再世？待到走近，又是一个哈哈，她惊讶地上下打量着联校校长：“你这人，平日里吃的么子家伙啰，何解长得这么胖呀？……哈哈……”直到领会妇女主任强烈的咳嗽提醒声方才止住。明白我们的来意后，她感到很为难，罗列出一大堆的困难，基本拒绝了我们的要求。通过我们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后，她终于答应去参学，但提出了不少的条件，比如上午10点前不能到场，因为家里的鸡鸭鹅兔要人伺候，还喂了猪婆，眼看要下崽了……

有一回，我和东湖学校的扫盲专干一起去请一学员，时值初冬，晚稻早已收割，放眼望去是大片大片的白水田。到他家时，他正在忙着处理地基，满处堆放的建筑材料告诉我们这家的男主人没有时间参学。见我们来了，他还是蛮热情的。

“老板屋里准备起楼房啦，搞得蛮不错啊！”

“莫笑我啰，惭愧！别个屋里楼房都建起好久了，我才起个小三间，还搞得威之武之……我屋里搞得不好，这都要怪我老倌子（父亲）。”

我疑惑地望着他，期待他的下文。

“你看啰，我老倌子给我取名叫‘杨光田’，田里另另光的，没点出息，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原来，这大哥还不无幽默感。

根据他的实际困难，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由学校扫盲专干定期送教上门，参加全乡统一的脱盲考试。这算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

还有那次我和农校的另外一位老师去陶家村一脱盲对象家，正好遇上他家新屋落成，在办贺新酒。这让我们进退两难，如果现在跟他讲参加扫盲学习班的事显然不合时宜，如果就此撤退，这一趟大老远的就白跑了。我和同事一合计，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干脆坐下来吃席，反正也快到饭点了，就算是我俩下一回馆子，等客人散了再跟他交谈。第二天，该学员很早就到了农校，给出的理由现实而又直白：“我要是还不来参加学习，那真的对你们两位老师不住。”

不是所有的学员都得去请、去做工作，也有积极主动参加扫盲班学习的。和平村5组妇女张满秀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然，她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背后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她老公是屠夫，每天宰杀一头猪，大部分猪肉由老公挑到红旗桥去售卖，留一小部分放家里供应乡亲们。当年，大家手里头都没钱，平时想吃点肉都得赊账，年底把棉花等农产品卖了，或卖了猪、干了鱼塘、找了副业，再去把账还上，第二年又是涛声依旧。张满秀不识字，怎能记账呢？要说还真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她在墙壁上挂了一副页幅较大的挂历，乡亲们买了肉，要赊账的自己在当天的挂历上把账记好就行了。农民朋友大都朴实敦厚，但还真有人就钻了张满秀不识字的空子——要么就不写自己真实的姓名，胡乱编造一个，有的甚至恶作剧地写上村里其他人的名字；要么偷偷地把以前记有自己账目的那页挂历撕掉。所以，每年都有逃单的，有找不到主的，有不认账的。这样一来，一年上头莫说赚钱，就是亏了也不知道亏在哪里。吃够了苦头的张满秀，发誓要参加集中脱产学习，坚决甩掉文盲帽子。有了坚定的目标，必有切实的行动，经过先后一年多的努力，她终于捧回了鲜红的《脱盲证书》，能挺直腰杆自豪地记账了。

                重返校园学文化

我主持的又一期扫盲集中学习班在乡农校开班了。开班第一堂课，就是与学员进行友好协商，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教学方案。主要内容大致是这样一些——

1.集中学习班时间共计12天，中途不休；

2.每天9点半开始上课，下午3点放学；

3.中午啤酒不限量；

4.午餐后观看一场录像片，然后接着上课；

5.补助每人每天误工费10元（当时泥瓦工日工资为7元），每天放学时发放；

6.每天补贴水利调工（摊派给农民的防汛抗旱、修渠清淤等义务劳动）2个，由各村在年底结算时予以抵扣；

7.学员们晚上要完成作业，确保顺利通过脱盲考试。

扫盲班的课堂教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不是学生正襟危坐，老师侃侃而谈，而是极具成人教育特色的超常规的创造性的双边活动。是民主的、友好的、有滋有味而又极富挑战性的。你看，为了让他们能快速地认识并牢记生字，必须绞尽脑汁给他们编造有趣的能帮他们理解记忆的“包袱”。比如，发家致富的“富”字，我们怎样来理解并识记呢？上面的宝盖头表示房子，中间的“一口”表示家里娶了老婆，下面的“田”就好理解了。造字的祖宗仓颉认为，一个人有房有田有老婆，那就是富人了。“智”字由“知”字和“曰”字上下构成，“知”表示知识、学问，“曰”是“说”的意思，表示会说、善于表达。所以，一个人有丰富的知识又很会表达，那这人一定是个聪明人。为什么一“月”一“巴”左右合体就是“肥”呢？左边的“月”不是“月亮”的“月”字，而是“肉字旁”，“巴”理解成“重复、叠加”的意思，如果很多肉堆积叠加在一起，那还不肥吗？水泵的“泵”是个必掌握的字，有学员问为什么“水”上面要压块石头才叫“泵”呢？

“学员们，你们想想，水泵怎样才能出水呢？”

“需要柴油机的带动。”

“你们观察过没有，柴油机在工作时，它一直在不停地抖动，时间久了，它就会慢慢地移动位置，导致皮带脱落，水泵也就随之停止了工作。为了稳固柴油机，聪明的农民朋友就用一块大石头压在柴油机的基座上。这样看来，柴油机基座上压好了石头水泵才能顺利出水，所以，上‘石’下‘水’就是‘泵’字。大家记住了吗？”

课堂上时刻都有可能冒出千奇百怪的问题来，极大地考验着教者的知识储备和教育智慧。记得学员们还提过村里的两个喇叭总是一个先叫一个后叫，为什么不同时叫呢？为什么水流到田里时总是先流到较低的地方去呢？为什么有的鸡生双黄蛋而有的鸡又不生呢？水稻到底是撒播好还是抛秧好呢？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与这些淳朴的农民朋友们亲密接触十多天，还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我的教学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认可，我也成了他们值得信赖的人。有一次课间休息时，有一女学员找到我：“彭老师，请教你一个问题啰。‘忏悔’是什么意思呀？”

我马上意识到她是基督教徒，因为不知从何时起基督教在农村悄然兴起，教众还蛮不少。

“‘忏悔’的意思是悔过，就是开展自我批评，把自己的罪恶和错误在耶稣面前全部袒露出来，以求得主的宽恕……。你为何问起这个？”

“我信耶稣了，教堂的组长要求我们把自己过去所犯的一切错误都要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向主忠诚忏悔……”

她看旁边无人，进一步靠近我，尽量把嘴凑近我的耳朵，压低嗓音：“我冒年纪的时候不懂事，婚前跟一个男的有过一回那种事，不晓得要不要写出来？”

脱盲统考近镜头

脱盲统一考试是整个扫盲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统考达标率的高低是检验扫盲成果的唯一标准，所以，农教系统对此是十分重视的。参考人数多的年份，一个乡镇设有若干考点甚至一村一个，脱盲学员减少后，考点也就相对集中起来。那考试的场景，绝不是像一般的中小学生考试那样闭卷独立安静地完成，准确地说，是学员们在监考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顺利完成那份极具政治意义的考卷。考室里这个喊那个叫，异常热闹，两位监考老师常常手忙脚乱、应接不暇。有次我在巡考过程中，发现一女学员答卷完成得还不错，“写信”这道大题难题也完成了，但“信封”上“收信人”一栏还是空着的，我提示她把收信人的姓名填上，她当即表现出不安和为难的神情，怯怯地说：“我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

“你的信是写给谁的呢？”

“我男人。”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现代妇女，不知道自己男人的学名，这怎么可能？

“我真的不晓得。我嫁过来后，公公婆婆和队上的人都叫他‘来满婆’，没听到谁叫过他的大名，我也没问过。”

“你男人姓啥知道么？”

“姓陈。”

“那你就写‘陈来福’吧。”

开始阅卷了。这相当于农民在收割稻谷，收成怎样很快就能见分晓。我小心又细致，只要能沾上点点边的答案都适当给分，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微的记分点。因为合格需要80分，真不容易啊！突然，一份空白处都写得密密麻麻、满满当当的试卷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谁的？写的啥？

“您好！我是李老师在太和教过的学生，读完三年级就退学了。您是李老师的男人吧？听说李老师的男人特帅又特有才，我猜应该就是您吧？我基础差，不晓得考试能不能合格……”

有这水平，当然能脱盲了，并且是高分脱盲。

多年的扫盲实践，纵有千辛万苦千难万难，但有时代的召唤，有各级的坚强领导和鼎力支持，再难过的坎都将成功跨越。曾经流过的汗、受过的罪、吃过的苦都随“两基”的实现而随风飘散。但有一件不明就里的灵异事件终成不解之谜，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至今想来都毛骨悚然、后怕不已。那是仲冬季节，天色阴沉，下午的全乡脱盲统考，我被分派在全乡最边远的太和学区巡考。统考结束后，我还要到学区所辖的和平、太平、太和、安丰四个考点回收试卷。尽管我十分努力地蹬踏着自行车，天还是任性地说黑就黑了下来。待我收齐所有试卷，来不及扒上一口饭，便马不停蹄地往20多公里的镇上赶。此时，田野上一片漆黑，天空开始飘起了毛毛细雨，凛冽的寒风从领口直灌前胸，不禁让人打了个寒颤。走在这熟悉不过的乡村小路上，全然不是往日的风景，总觉得这走过千百遍的路今天咋就这么长呢？途经一片广袤的莲湖，周边好远都没有人家，如果是夏日里打这路过，老远就有丝丝清香直钻鼻孔，可现在，湖田野地，夜深人静，五指不见，冷雨濛濛，寒风拂面，残荷深处水鸟的一声不经意的啼叫和黑暗中仿佛飘忽不定的魅影几度让我心惊肉跳，头皮发麻，脔心冲到了嗓子眼上，鸡皮疙瘩早已爬满了全身。屋漏偏遭连夜雨，心有悸惮鬼敲门。突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股神秘的力量，好似有人推着我的自行车快速前行，且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完全不再需要我的加持。我不敢回头，怕看到什么吓人的东西，又怕自行车失去平衡。我紧紧地把好龙头，极力保持着自行车的平衡，就这样任凭自行车在凹凸不平的湖边小路上飞奔，心里不停地祈祷老天保佑千万别摔跤啊！不晓得持续了多久，我看到了远处从农户家窗户里射出的微弱的灯光，我清楚这里离镇上不远了。不一会儿，那股神秘力量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自行车速度很快降了下来，我不蹬它，自行车再也不自动往前走了。回得家来，我一屁股踏在椅子上，好久说不出话来，拼命地喘着粗气，身上里里外外找不到一根干纱，头上汗水夹杂着雨水还在恣意地流淌。

                脱盲带来新气象

扫除青壮年文盲是那个伟大时代的一大壮举，如同脱贫一样将载入史册、彪炳千秋，是见证我国国力强盛的重要里程碑。虽然长路漫漫、过程艰辛，但确给农民朋友尤其是原文盲半文盲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学文化学技术的“双学”活动随之在广大农村蔚然成风。好多年后，一些老旧的围墙上依稀可见的巨幅标语诸如“脱贫先脱盲，致富先治愚。”“一人脱盲，全家光荣。”“嫁汉不嫁文盲汉，娶妻不娶文盲妻。”等，向世人昭示着昔日扫盲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坚定决心。

由于我们的扫盲工作有举措、有创新、有实效、有成果，迎来了全县扫盲工作现场会1994年、1996年两度在我乡胜利召开。鉴于我为扫盲工作所做出的点滴成绩，1998年，我被评定为“湖南省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先进个人”。这是一个含金量巨大的奖项，如果我是民办教师的话，凭此奖即可直接晋升为公办教师。我乡就有这样一位民办教师，于上世纪80年代末获得过“益阳市扫盲工作先进个人”，随即转成了公办，让广大的民办老师惊羡不已。我所获得的奖金也相当丰厚，比我当时5个月的工资还要多。这充分说明各级党委政府对扫盲工作是真真切切地高看一眼、厚爱一层。

尽管从事农民教育（含扫盲工作）的同志地位并不高，工作难度大，还不怎么招人待见，但我觉得那是我重要的人生历练，是宝贵的财富积累，多年的农教实践，我得到了锤炼和充实，使我不断进步和成长。农校除了扫盲外，更重要的是农民实用技术的培训基地，是种、养、加工的实验示范基地。当年农校种过苗木、生姜、蘑菇、竹荪、优质稻（油），养过牛、羊、鹅、兔等，各种项目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当年有人问我两三岁女儿：“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呀？”“放羊的！”声音稚嫩而又清脆。那九年的积淀，给我之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我智慧和力量的活水源头。我始终坚定地认为，在我漫漫从教征途上，有过九年的农民教育工作经历，我一辈子都将感到无上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