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抗洪逆行者的日夜

文    孟宪佳

1981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政府办公室。1998年我国发生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我被抽调到县防汛指挥部，负责两个垸子的防汛督查。我县位于湘北之北的洞庭湖冲积平原，四条河流穿境而过，是名符其实的洪水走廊。某日清晨，濒临藕池河的和康垸大堤内侧，突然冒出多处直经两米的特大管涌。随着喷射一人多高的浑浊水柱，“扑”的一声闷响，百多米长的大堤内侧整体下滑，堤脚被齐刷刷地推到了田中间。顷间，堤面被撕裂，裂缝中泛出缕缕白雾，还夹杂着一股异味。千里金堤，溃于蚁穴，何况在外河水位超堤面高程的百年不遇的高洪水位下发生特大管涌，引发内脱坡。眼看十多万人口的大垸面临溃垸的灭顶之灾。险情就是命令。省防指领导、市委书记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县长站在水柱旁，共同指挥，外河用整船的石块和大米沉船堵孔，镇住管涌的源头；堤内用砂石压侵。整整14小时，军民生死抗争，终于控制了特大集群管涌（事后国家和省的水利专家都认为是奇迹）。

尽管成功处置了特大集群管涌，但外河水位长时间居高不下，堤内散浸细流汩汩，沙土质地的大堤显得疏松软绵。堤面上，细铁钎插下去拔出来时，一股水随之喷出。为了防止意外，县防指还是果断宣布对和康大垸两个建制镇实行戒严，垸内的村民一律转移到安全地带。同时指派我督查其中一个镇的群众安全转移工作。接到电话命令后，我连夜从管涌现场驱车十公里到镇政府，作了第二次逆行。第一次逆行是清晨抢险，垸内人口只出不进，我是从县城赶往险堤，逆行上堤。在镇政府，书记和镇长都汇报：群众已基本转移。我一听就火了，于是对两名年长一辈镇守全县西域的“万户侯”劈头就问：“基本转移是什么概念？应该转移多少人，已转移了多少人”？书记镇长忍气吞声，赶紧叫来分管的副书记。这名年纪比我略大的副书记告诉我，绝大部分群众已转移，极个别的不愿意转移。说着还递给我一张小学生作业本纸，这是一位老娭毑立的保证书，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我不转移，淹死不怪政府”，并附有签名和鲜红的手印。

不看纸条有火，一看纸条更火。我的批评更严厉：人民的生命不是纸。你们是草菅人命。你们知不知道：家庭是一只水桶，母亲是水桶箍。老娭毑如有不测，几个家庭就散了？面对感到十分委屈的三名领导，我不容解释指着那名副书记，叫他带我去见老娭毑，并让一名随车的工作人员留下。副书记以为我给他腾座，抬脚准备上我的车。我不客气的告诉他：你自己找车，在前面带路。副书记瞪得两眼溜圆，只好就地租了一辆摩托车在前面带路。此时，我觉得防汛纪律的火药味很浓，一点也不逊于不准后退的战场纪律。

为防止溃垸电力伤人，全镇各村组已经断电。漆黑的夜晚里，砂石公路旁的村民居住线上没有一栋亮灯的房子，唯有这个与镇政府签了“生死状”的老娭毑家有一点昏暗的蜡烛光。老娭毑住在垸子中心，该村地势低洼，距两边的垸堤都有七八里路，是个“渍水桶”。无论哪边进水，这里的人畜都只有一个结果。就在最应该转移的地方，偏偏就出了个拼死坚守的老娭毑。老娭毑坐在已被红砖垫高的床上，罩着蚊帐。屋里搭在柜顶和窗台的木梯上伫立着十几只鸡。副书记介绍了我们的身份，讲明来意。老娭毑很烦我们隔着蚊帐讲：我走了谁来守屋？哪个来喂鸡？反正我不走。我摁了手墨的，淹死了是顺头路，不怪政府，不找政府。死守的理由非常朴素，态度淡定而明朗。我认为政府对人民负责首要的是对人民的生命负责，然后才是对人民的财产负责。权衡轻重后我苦口相劝：老娭毑，您是为人之祖，出了意外这个家就散了，政府对不住您老倌，对不住您的子孙。政府不愿意当您的仇人。

在潮湿闷热的房间里，我们分析汛情，讲了半小时的道理，只差下跪了。大把的蚊子叮得我们浑身象苦瓜皮，可老娭毑就是不听劝。面对这个高洪水位下全镇唯一的不转移抗命者，无奈之中，情急之下，我只好连哄带骗：今晚镇党委副书记准备亲自背您上车，送到安全台暂时住一晚。如果您住不惯还想回老屋，明天又把您婆婆老倌都送回来，正好搭个伴。副书记很见机，立马撩开蚊帐，背起老娭毑就往车上走。汽车启动后，老娭毑还伤心地念：可怜的鸡哟。

一个晚上严厉斥责了三名同一级别的镇领导，骗了一个老娭毑，自己戒了八个月的烟瘾又复辟了。第二天到县防汛指挥部，我当面向县委副书记、县防指常务副指挥长检讨了自己作风粗暴，方法武断，没有尊重当地的党政领导。没想到，历时八十天的防讯结束后自己还评了个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现在回忆当时的场景真有几分后怕。在湖区工作的各级地方领导凭心而论，谁都不愿意当抗洪抢险先进个人、英雄，只要年年风调雨顺，不溃垸子，就有了政通人和的基础。这个起码的要求，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三峡大坝建成后，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满足，消除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各级领导长期压在心头的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