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弓街头纪事之七不一样的老三届

彭中建

一天我在街头漫步，随风飘来了一阵久违的二胡声，这琴声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它悠扬悦耳。高音如水落千丈，低音如诉如泣，憾人心肺。我顺着琴声走去，拉二胡的人坐在阶基上全神惯注地，如痴如醉地陶醉在音乐的意境中。我觉得十分奇怪，他怎么能在这里拉二胡呢？我仔细端详，此人不是我想像中的曾乙初，而是曾乙初的老弟。

"曾师傅，二胡拉得真好。”我上前与他打招呼。他一抬头：“彭老师，稀客，什么时候回来的，快坐。”他说着从屋里抽出一把小椅子，我坐下就与他交谈起来。“你拉二胡是跟你老兄学的吧？““是的，六六年我哥哥曾乙初高中毕业，因当时的原因，害得我哥哥没上大学。多好的成绩，真可惜。回乡劳动之余，他就一个人闷着拉二胡，排解他心中的郁闷。后来我就跟他学上了。”他无限忧伤地说。“你哥哥，逝世有十多年了吧？”“九四年逝世的，十六年了，民办老师也未转正。”“你哥哥是个才子，文章写得好，书也教得好，就是脾气有点犟。看不惯世事，怀才不遇啊。”“就是嘛，他怀才不遇，怨天尤人，后来又喜欢打牌，又犯上了癫痫病，有次发病，就淹死了。”“你哥哥是个好人，为人正直，敢说敢做，办事能干，就是生活态度有点偏激。”“就是吧，个性决定命运。”他无限伤感地说，为哥叹息。我不想就这个问题谈下去了，就转向了别的话题：“你的孩子都大了吧？”“托改革开放的福。孩子都成了家，在外打工，儿子在沅江买了房子，乡下的房子也卖了，孩子们要我们老俩口搬到八百弓街上住，说是方便点。”“那好，我会常来听你拉二胡的。”说到这里，就和他话别告辞了。

“个性决定命运。”这一谈话的命题深深触动了我。在心理学上性格有多种类型，是无优劣之分的。但个性不同于性格，个性是人在一定社会条件和教育条件形成比较固定的特性，它是有优劣之分的。个性不同会造成命运的差异。我由曾乙初想到了老三届的另一个人，他叫顾德就。他是一九六七年的高中毕业生。成绩没有曾乙初的好，文化大革命，大学未招生，他就回乡务农。他为人忠厚老实，回乡后在生产队连一个记工员都没当上。天天干的是农村的死力活。一九七四年他们大队学校的陈校长，看他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学校又缺老师，就向大队支书要他到学校当民办老师。支书说他家的成分是富裕中农，不同意，陈校长很灵活地说：“那就不教书，到学校当事务长，负责种菜办食堂，还是干死力活，这总可以吧！”在陈校长的软磨硬泡下，支书总算同意了。顾德就为了感谢校长的知遇知恩，到学校后，做事很卖力，他把菜种得很好，还喂了猪。为了让猪有糠吃，他想了一个办，要公办教师不交米，只把购粮本交给他，由他统一到粮站买谷到打米厂加工，谷与米的差价就做了加工费。学校就白落了米糠，这样就解决了养猪的饲料问题。谷是他一担担挑的，米是他打的。每次打米累得他要死，满身的灰，他毫无怨言，从不说他吃了亏。学校的猪喂好了，他很高兴，老师们也很高兴，食堂每隔一段时间就杀一头猪，全公社的教师都羡慕这个学校的生活好。陈校长看他做出了成绩，几年后就把他转为了民办教师。走进了课堂。后来陈校长调联校工作，他又把顾德就调到了乡中学。顾老师到中学教书，除调皮学生与他做点恶作局外，其实他的生物课教得很好，不久他评为了出席省的先进教师，很快他就由民办转为了公办教师，是民转公最早的一个。

我在一本杂志上曾看到一位名人谈人生的文章，他概括为五个字：“命、运、德、知、行。”按这位名人的解释：人是要认命的，西部山区的娃娃与上海大城市的娃娃，生出来命运就相差甚远。第二是“运”，这就是人一生遇到的机会。一个人一生不能永远走下坡路，也不可能永远走上坡路。能否把握机会，就靠个人了。有的人把握了机会，他就上升了，命运也就随之改变。有的人机会很多，但总是失之交臂。第三是“德”，德是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它与命运无贵贱之分，一个人不无论在何种环境中，都要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德是自我修来的。第四是“知”，知识，人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时刻为自己充电加油，那么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就走得更快更远，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就是这个道理。第五是“行”。人生要有目标，并落实在行动上，坚持不懈地努力。当然人生也有迈不过的坎，过不去的河，你就要量力而行了，知足常乐就是这个道理。我认为五个字中“德“是最重要的。人没有德，他永远不算是个人。就算他是达官贵人，也只能是行尸走肉。我和曾乙初，顾德就都共过事，互相熟悉不过了，就他们俩的生活经历。个性和对待生活态度作个比较，用以上五个字衡量。是个性决定了命运。俩人的命是同样的，都是文革前的老三届，都受到了挤压。各自的才华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怀才不遇是共同的。再说“运”即机会。俩人都是有的，曾乙初比顾德就的机会更多。曾乙初能说会道，当过大队会计，文革前是农业初中的民办教师和包队干部。这些都为他提供了机会，但他什么都没把握。这还可以用他与极左的人不合群来解释，不愿意为五斗米而折腰，不愿意受嗟来之食。但以后的几次机会，就在于他个人了。改革开放后，曾乙初又当上了中学民办教师，因书教得好，联校调他当了语文学科的辅导员，那时我是联校数学辅导员，我们关系很好，我经常听他拉二胡。联校长对他也很重视，又要他兼联校的出纳。可惜他不珍惜，在联校机关打牌被发现了，于是又把他调回学校教书。后来有一次全省初中民办教师进师专进修考试，他大意失荆州。同校的一位初中毕业民办教师考上了，他却落名落孙山。这样的机会丢失了，能用怀才不遇解释吗？就算社会上有很多不平的事你管得着吗？最好办法是“穷则独善其身。”曾乙初丢失的机会，责任在自己，第一心怀不开阔，爱钻牛角尖。第二过份地高估自己，一个人的本事再大，都是有限的。天外有天，楼外有楼。第三不严于律己，怨天尤人，这样很容易患忧郁症。由社会病转为生理病。曾乙初英年早逝，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恶性循环的道路，遗憾终身。顾德就就不同。第一他认命，第二他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没有卑贱感。文革初期我和他都在家务农。他为了生活，每年上半年早晨晚上走村串户，背着一个长米袋卖萝卜籽，还吆喝“卖萝卜籽不”，后来他到八百弓中学教书，一个不了解情况的家长还在街上饥笑说：“那个卖萝卜籽的人也来教书了。”第三他热爱生活，对待每一份工作他都舍得吃苦，笨鸟先飞。第四他真诚待人，知恩图报。有人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真正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的人是会赢得广大群众支持的。好人有好报是大多数。经过以上比较分析，对待生活态度不同，人生的命运也就不同。这一命题是有道理。我愿天下的人，满怀热情地拥抱生活，立足现在，放眼未来，知足常乐。机会是给有准备者留下的。这也同曾乙初拉二胡一样，低沉的调子，可以暂时地排遣心中的郁闷，但放下二胡，那种“抽刀断水水更流，举酒消愁愁更愁”的郁闷会重新袭来。如果当时多拉些热情奔放愉悦的调子，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又充满激情地投身到社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回报社会，拥抱社会。社会也会拥抱你，曾乙初也就有另外一番人生了。